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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王处告别之后,我没有再打“蝈蝈”的电话。
理智告诉我,我根本不可能打通他的电话。
那天晚上,我像跟谁赌气一般,干脆把手机给关了。我坐在电脑前发呆,每隔半小时,我就忍不住把手机打开一次,看看有没有新的短消息进来。当然不会有。我开机关机,关机又开机,最后,我的手机没电了,无法开机。我咬着牙不给手机充电,没过半小时,我忍不住插上电源,再次打开手机。
这一回,新信息的图标闪闪烁烁,我激动得差点把手机摔到地上。我哆哆嗦嗦地点开图标,却是一家所谓的水疗机构招聘“男女技师”的群发信息,“包吃住,月薪八千保底加提成……”
“我去你 妈的!”我响亮地骂出了声,差点把手机砸到地上!
我当然没砸手机,却禁不住胡思乱想。我想,嗯,这条招“男女技师”的信息会不会是“蝈蝈”发来的呢?他会不会变着法子逗我玩?因为只有他知道,我过去做过“小姐”,我仔细研究发信息的那个号码,很显然,这是那种短信群发机发出来的信息。我差一点点就按照招“技师”信息里留的手机号码把电话打回去,最后一丝残存的理智让我停止了拨号。
凌晨3点,我在电脑前坐下来,磨磨蹭蹭开始写禁毒局刚破的那个案子,天亮时草草完稿,用电子邮件发给主任。我想请假,想想还是出门上班。进了办公室,主任把我叫过去,他说稿子他看过了。
主任说:“稿子怎么写成这样?不在状态嘛!”
我说:“主任,对不起,我跟男朋友吵架了,我心情不好。”
主任有些惊奇:“粒粒你啥时候有男朋友了?”
主任和报社的同事也喜欢叫我“粒粒”。
唉,“粒粒皆辛苦”,我真是苦命吗?
“三年前就有了,他以前不在这个城市,前两天回来了。”
说这话的时候,我真的把“蝈蝈”当成了我相恋三年的男朋友。我觉得很委屈,不管他是不是我的男朋友,不管他承不承认他是我的男朋友,总得让我能看到他吧?如果我不能看到他,总得让我透过电话听到他的声音吧?如果我不能透过电话听到他的声音,至少让我收到来自你他一条短信吧?
突如其来的委屈让我的声音竟然带上了哭腔。
主任惊奇地看了我一眼,他说:“粒粒,这可不是你的风格……两个人分开的时间长了,是需要相互适应的……好吧好吧,稿子就这样了,我替你润色润色。”
我知道,在别人看来,我从来都大大咧咧,属于那种对男女感情看得很淡的人——他们甚至从未听说过我有男朋友,我在恋爱——事实是,整整三年,我一直在恋着一个人,五天前,我终于找到了这个人,而他一转眼,却又不见了!
我“嗯”了一声,说:“谢谢主任。没事,过两天就好了。”
白日里,我努力克制自己,不要拨打“蝈蝈”的电话,夜深人静时分,我像个神经病一般一遍一遍地拨打他的电话,“您所呼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”的机器女声像一把锤子,一遍又一遍重击着我的耳膜和心脏。那天晚上,我大约拨了一百次“蝈蝈”的电话,最后,机器似乎都烦了,连提示音都没有了,重拔键摁下去,就像是一滴水落进大海,等待着我的是无边的黑暗和宁静。
我一只手捏着手机,一只手心里紧紧地攥着那个zippo打火机,迷迷糊糊地靠在床上。夜里,我不止一次猝然惊醒,每一次惊醒,我都要仔细地看看手机,我担心,是不是就在朦胧睡去的片刻,漏接了他的电话,或者忽略了他发来的短信?
每一次我都绝望得像一个正在阳光下融化的雪娃娃。
这天夜里,甚至连“水疗”中心招“技师”的信息都没有收到。
第七天,我径直去了边防总队。哨兵拦住我,我声明自己是记者——我有些心虚,因为我目前的身份仍然是实习记者,我没有全国统一的记者证。我说我找宣传处的汪副处长。哨兵温和地请我到值班室登记。负责登记的是个老兵,看上去足有30岁年纪。老兵让我给汪副处长打电话,让他,或者让他派个人,到大门口来接我进去。老兵申明这是规定,我说我知道这是规定。
我拿出手机来打汪副处长的手机,结果吓了我一跳。
“你所呼叫的号码是空号……”
我仔细检查号码,又拨了一遍,电话里仍然提示这是一个空号。
刹那间,我冒出了一头冷汗。我抱歉地对老兵撒谎:“噢,他不接。”
老兵通情达理地说:“可能是在开会。”
虽然通情达理,但他丝毫没有让我进去的意思。
我几乎是本能地,再次拨出了“蝈蝈”的手机号码。
结果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
“您所呼叫的用户已停机……”
我仔细看了看老兵,老兵笑咪咪的样子。我探头朝值班室窗外看去,天很蓝,阳光很明亮;我看到站在岗台上的哨兵,阳光照到哨兵的迷彩头盔上,警 徽金光闪闪。我只能对老兵说,他可能不在办公室。老兵说,那就联系好了再来吧。我对老兵说谢谢,转过身垂头丧气地走出值班室。
我看着大街,大街上车来车往,我走在人行道上,每一个经过我身边的人似乎都闷闷不乐。我迎着一个低头看手机的男孩走过去,我想让他撞上我,最好是跟我吵一架,事实上那个男孩虽然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,动作却很敏捷,在即将撞上我的一刹那,他像个游戏里的npc,一闪身就与我擦肩而过,甚至连头都抬一下,这一切,越发让我疑心自己是在做梦。
“蝈蝈”的手机停机了,汪副处长的手机变成了空号。
我走到街对面,在公交车站牌下的椅子上坐下。阳光照到我的后背上,我却感到后背阵阵发凉。我从手机上翻到了宣传处简干事的电话,这次打通了,简干事告诉我他在外地出差。问他汪副处长的事情,他吱唔着说不太清楚;我找到宣传处另一位高干事的电话,打过去,电话通着,他不接。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
我把自己认识的,边防总队宣传处的干事们的电话统统打了一遍,他们不是不接电话,就是听到我的声音马上就申明出差或者开会或者说话不方便,透出一股子怪怪的感觉。最后接到我电话的是宣传处的士官小袁,这是个20来岁的大孩子,他在宣传处的主要工作是照像和维护音响设备,他托我帮忙在报上发过几张新闻照片,平时“妮姐妮姐”地叫得挺亲热。有一次我和宣传处的干事们一起吃饭喝酒,这个大孩子喝多了,趁人不注意,竟然跟我说:“妮姐,做我的女朋友好吗?”
我笑着摇头,说:“不好。”
他也笑。
我跟士官小袁说,我到了边防总队的大门口,哨兵不让我进去。小袁立即大包大揽地说他到大门口来接我。几分钟后,我跟在士官小袁的身后走进边防总队的大门,我注意到大门口换了另外的哨兵,值班室也换了另一个老兵。
朝办公大楼走去的时候,我问小袁汪副处长的手机为什么变成空号了?他挠了挠头,说不会吧?接着他又说,好几天没见了,是不是出差去了?换了新的手机号码?然后我问他侦察队有个名叫彭卫国的人你认识吗?他的脸上滑过一丝羞愧的表情,他说侦察队挺神秘的,侦察队的人他都不认识。
“哦,这样啊。”
我绝望的表情一定让小袁很伤心。他邀请我到他的“办公室”——事实上不过是堆放文体器材的仓库去坐坐。他安慰我,他不认识侦察队的干部,但他认识侦察队的驾驶员。小袁安排我在一张乒乓球桌旁边坐了下来,拿纸杯从饮水机里给我接了一杯水,然后跑到另一个房间去打电话。大约五分钟之后,他回来了。他一脸沮丧地向我证实,侦察队以前的确有一个叫彭卫国的干部,但就连侦察队的驾驶员也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他了,不知道是调走了还是出差去了。我虚弱地笑笑说,那就算了,我采访过他,想写一篇宣传他的稿子,但是还有一些细节没有弄清楚,一直联系不上他,这就过来了。从表面上看,我说的全是实话,但我心里的伤痛,又哪里是这个大孩子能够搞懂的?
我礼貌地向他告辞,他陪着我朝边防总队的大门走去。这个时候,机关下班的号声吹响了。号声之后,大喇叭会播放10分钟的歌曲,这是部队的习惯。很大的风吹着很明亮的阳光,晃得我两眼生疼,我情不自禁地眯着眼睛,我不说话,士官小袁也不知道说什么。有一会儿,我们一边慢慢地走,一边仔细地听大喇叭里传出的歌声:
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
别怪我保持着冷峻的脸庞
其实我有铁骨也有柔肠
只是那青春之火需要暂时冷藏……
当你的纤手离开我的肩膀
我不会低下头泪流两行
也许我们走的路不是一个方向
我衷心祝福你啊亲爱的姑娘……
刹那间,泪水几乎模糊了我的双眼,我假装被沙子迷了眼,揉着眼睛问小袁,这是什么歌,很好听啊。小袁立即告诉我,这首歌叫《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》。
我和小袁在边防总队大门口友好地告别。我搭乘公交车回到我租房的小区,我上网查到了这首歌,我把这首歌下载到我的手机里。我戴上耳机,反反复复地听这首歌,直到歌声把我的耳朵磨得流出了鲜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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