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70章 阿尔托利亚在亚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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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北政权的问题，比苏联面临的还要严重，而林汉根本不相信，印共的领导人会拥有斯大林这般“钢铁意志”，有这个气魄将整个国家权从上到下清洗一次。

印北这边，土改不彻底，种姓没有从根子上真正废除，民众思想上的解放更是无从谈起，党员素质和质量也很让人抓头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新政权将来一定会出大问题”。

对于印共在建国后走上“修正主义妥协道路”的现状，林汉是这么说服中国的同志放弃继续强力干涉印度的“革命”进程的。

“有时候，人民确实是健忘的。人类最大教训就是，他们总是好了伤疤忘记了痛，要吃两茬苦才会想起从前的好，过一段时间伤口好了后，又会再次忘记，如此循环，永无休止。

但是，一个从人间重新跌回地狱的印北共和国，不但可以让当地的印度人怀念解放军在时的各种好处，也同样有利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“前英属印度人”，在看到自己“亲戚”的现状后，永远对新中国感恩――有对比才会记得好，我那个时空，后来内蒙古的蒙古族同胞在看到蒙古国的现状后，就非常明白这个道理。”

1941年后，发生在印东北和巴基斯坦的事，英国人很快就通过两地逃亡过来的上层人士知晓了。

虽然在林汉的眼里，现在的印北共和国，不过是一个“印修”，苏联人在巴基斯坦进行的变革，也是问题多多。但是从“向下比”的“比烂”的角度来说，这个印修还是比英属印度的其他地方，要“进步”太多了。

1942年后。中国发行的《人民日报》，头版上登出一篇文章，很准确地说出了英属印度的现状。

“一个幽灵，共（蟹）产主义的幽灵，在亚洲上空徘徊。英属印度的一切势力，英国殖民者。土邦首脑，以及所谓的高种姓人士，甚至是印度国内从前那些追求独立的反殖民(蟹)主义政党，现在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。”

英属印度的“东北七姐妹中”，唯二没有被解放的特里普拉邦和米佐拉姆邦，由于和印北共和国相邻，接触较多，受到的影响也最大。

在新中国看来，印共控制下的印北共和国的“革命”很不彻底。甚至可以打上“印修”的标记。但在这些还停留在半奴隶半封建时代的印度土邦首领眼中，已经是令人恐惧的的“魔鬼一般”的行为了。至于西边巴基斯坦地区进行的更激进的变革，那就更不必多说了。

不仅是土邦领主看着发生东西两个方向上的变革而颤颤发抖。

印度特色的四大种姓，地位最高的婆罗门和稍次的刹帝利，废除种姓制度，也严重伤害了他们的利益。就算是地位更差一点的吠舍和首陀罗，他们虽然受到波罗门和刹帝利的压迫，但也“享受”着压迫最低层的“贱民”带来的好处福利。对于东西方向正发生的变革，本身也是持怀疑的态度。

至于印度境内一直在闹“独（蟹）立”。和英国政府不对付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政党，如甘地的国大党，绿教党，社民党之类的政党（注：四十年代时的印度，各种乱七八糟的党派，最高时达到192个之多。）。同样也无法接受两地正在发生的变革。

在中苏两家眼里，这些党派，不敢发动群众，不敢依靠工农无产阶级，满脑子都是想着在“上等人”和“富人”、中产、小资中间活动。妄想仅过议会斗争和宗主国的“慈悲”获得解放的党派，本身就是连“修正主义者”都不如的“革命浪漫主义者”。

印度的那所谓的党派，他们的立场、主张、作为，此时套用百年前马大叔写的《共(蟹)产党宣言》关于“封建社会主义”的文字，就可以将本质揭露得体无完肤。

“法国和英国的贵族，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，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。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，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。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。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。但是，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。为了激起同情，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，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，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。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：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。

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，半是挽歌，半是谤文；半是过去的回音，半是未来的恫吓；它有时也能用辛辣、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，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。

为了拉拢人民，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。但是，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，都发现他们的臀(蟹)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，于是就哈哈大笑，一哄而散。他们责备资产阶级，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，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……因此，在政治实践中，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，屈尊拾取金苹果，不顾信义、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、甜菜和烧酒的买卖。

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，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。

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，是再容易不过了。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，反对婚姻，反对国家吗？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、独身和禁欲、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？基督教的社会主义，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。”

百年前马大叔和恩大叔嘲讽欧洲的那些所谓的“贵族革命党”时所用的话，一样可以用在一百多年后。1940后的印度诸多党派身上，无论这些党派的首领是叫甘地还是叫尼赫鲁都不例外，只需将几个关键部分的词汇稍作改动即可：如将贵族替换成“高种姓的革命者”，资产阶级替换成英国殖民政府和土邦首领，僧侣、基督替换印度的各个宗教。

1941年欧洲战争结束后，英属印度的境内。出现的最诡异的现象就是：这里林立的各类党派，一边继续进行“和平闹事”，想要争取印度脱离英国控制独（蟹）立建国。另一边，这些党派和他们所属的印度上层阶级，却东、西两个方向发生的变革警惕性十足，在打击印共一事上，坚决地站在了英国政府这一边。

“被英国人殖民，那是失去尊严和少量钱财的问题。（反正可以从底层身上再刮回来）被布尔什维克解放，那就是失去所有一切的问题。”

由阶级性属性带来的利益问题。是决定一切党派的政治倾向的关键因素。

在宣传上，英属印度境内的地方高层势力首脑，五花八门的各类党派，已经不再象1940年中苏两家打到印度边境时那般狂热，反而是异常冷静地坚决站在英国殖民政府这边，对着中苏两国大肆指责，指责他们“分裂印度”，无耻的“强盗和流氓”。

1940年后。英国殖民政府加大了对控制区内印共的打击力度，在过这程中。印度国内的许多党派和英国人暗中通气，提供情报，印共在英属印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。

当然，这些印度的诸多党派，倒也有聪明人，懂得玩两面三刀的把戏。他们和英国人的合作打击印共。不少是偷偷摸(蟹)摸进行的。象甘地领导的国大党，作为印度最大的党派，他们一方面和英国人暗中联系泄露印共的活动情，另一方面却也偷偷地联系苏联人和中国，而自身在印度表面。却摆出不发一言的伪中立嘴脸。

不过这些党派的两面三刀的嘴脸，很快通过阿尔托利娅传到了林汉这边，然后又传到中方那边。

中方上层本来还存在着一些天真的“国际主义人士”，但在拿到林汉传来的情报，看清了印度这伙人的嘴脸之后，哪怕是再天真的“国际主义人士”，也被刺激得愤怒起来。

印度境内各大分离主义政党的嘴脸和本质，老谋深算的英国人全看在眼里，他们也顺势推波助澜。让人在当地上层中炒作“布尔什维克瘟疫威胁论”，令印度各地的土邦政权因为抗拒和恐惧“赤化”而不敢脱离英国政府的保护。1940年休战之时，受到美国的威胁，加上战争中损失惨重，英国人在印度的控制力一度降低到最低的冰点，但是他们还是撑了过来，一个极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印度当地的中层和上层，害怕独立后失去英国的保护，让东边和西边的红色势力入侵变色而失去一切。

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两个矛盾上，印度中上层阶级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个。

一年战争结束后，在阿尔托利娅出现前，英国人为了增强对印度的控制力，打着“反对布什维克化”的旗号，在印度组建了“反对布尔什维克同盟军”。

这支所谓的“反对布尔什维克同盟军”，其本质上，和苏联建国战争时的“白军”差不多，其大部都是由印度各个土邦的头领提供资金，英国人提供武器和军官，组建的目的，就是一旦中苏两家再度对印度发动战争时，就由支同盟军顶到前线去当炮灰。

这是在阿尔托利娅出现前，英国人在战后三年里采取的应对方针。

而阿尔托出现后，意识到其“神使”的身份，通过宗教给印度洗脑的巨大好处后，英国官方开始有了新的想法。

从1935年起，英国人在中国就遭遇了红色中国的士兵。

在那场战争中，英国战败，最后被迫灰溜溜地滚出了中国。战争过程中，那些“红色布尔什维克”在战场的英勇无畏的作战意志，尤其是在舟山群岛上的苦苦坚持了一年游击战，伤亡超过七成却不肯投降，最后以胜利者身份离开的中方游击队员，给英国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。

“狂战士”，这是战后英国参战军人给对手打出的评价。

英国人对布尔什维克那一套理论的理解比别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深，他们在宣传上攻击对手时，就很爱用这是一支“宗教式狂热的军队”。

虽然英国政府这么“宗教式军队”攻击对手，但实则心里充满了酸溜溜的味道，他们心里也很想建立一支类似的军队。

著名的“英奸”丘吉尔在曾在战争期间说过一句很无耻的话：在最后一个印度人死(蟹)光之前，大英帝国都不会与德国和谈。

印度有两亿人口，由印度征召的殖民地军队是英国陆军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
但是印度阿三是个多民族的国家，中南半岛这片大陆的民风实在太不够尚武了，根本就不是“战斗的民族”――如果足够尚武，就不至于几千年的历史，只要异族打进来，总能轻易地征服他们，谁都可过来上他们。

英国政府最大的梦想就是，只要从这两亿人口中征得的士兵，能拥有廓尔喀的士兵一样的作战意志，那日不落帝国的太阳就永远不落。廓尔喀人，是印度人中战斗力最强的民族，由该族征得的士兵战斗意志很让英国人满意，唯一遗憾的是该族的人口不多，能征得的兵源有限。

除了廓尔喀人外，印度这儿的其他民族，其战斗力普遍可以用战五渣来形容。以至于一年战争中，在面对中苏两家的东西围攻中，英国空有两亿兵源的殖民地和主场优势，却无力组织起强力的军队对抗。

阿尔托利娅出现后，英国人想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。

英国官方的一个“奇思妙想”就是，借助阿尔托利娅的“神使”，组建一支“宗教化”的殖民地军队。这支军队以阿尔托利娅为崇拜对象，打着圣战的名义为其而战，这种被宗教洗脑的军队，作战意志不成问题，是极好用的炮灰。

在埃及传教成功后，阿尔托利娅于1944年七月来到印度，以神使的身份开始在这里传教，英国政府想通过她，改变印度人不堪入目的作战意志，从而建立起一支狂热的宗教型军队，作为替英国人在各地战场上充当维护其殖民地利益的炮灰。(。。)